中国最剽悍女文青的最后十年

原标题：中国最剽悍女文青的最后十年

1.

1975年5月，丁玲从秦城监狱出狱。

她收到的释放通知是：没有发现新问题，在狱中态度良好，因为岁数大了，身体有病，中央决定不再给她分配工作，安排其到山西省的长治，每月给80元生活费，国家养起来。

这一年丁玲71岁了，身体不太好，得了糖尿病、关节炎，腰椎颈椎也有问题，还没来得及在北京看看病，出狱后便立即被送到山西省长治市嶂头村。隔了一天，她的丈夫陈明也被送到了嶂头村，这是夫妻俩时隔6年第一次见面，自他们6年前在北大荒流放时，丁玲被关进“牛棚”，随后入狱，就再没见过。

分别6年，劫后重逢，丁玲只是感慨地叹了口气“哎呀，这个地方好！”陈明回她“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

在嶂头村的日子，夫妻俩很知足，他们一开始借住在当地公社的一位社员家，跟几家人共用一个院子，邻里关系和睦，丁玲和陈明还因为烧炕中过一次煤气，多亏了住在隔壁的房东一家及时发现找来医生。

陈明在队里的果园帮忙，每个月有129元工资，加上丁玲的80块，除了负担生活费，和丁玲每周去卫生所治病的费用，还能每月给丁玲的儿女们寄50块钱，这个月寄给在北京的蒋祖慧，下个月就寄给在上海的蒋祖林，兄妹俩都各自有了家庭和孩子，不过他们很快又来信让丁玲夫妻别再寄钱来，自己留着用。

村里后来空出一个大院子，三间房，原主人老两口死了，丁玲和陈明打算搬过去。有一位会看风水的社员告诉他们房子风水不好，大门对着后墙，后墙角上是个缺口，气都跑了。陈明听了，笑着跟他开玩笑，说自己和丁玲都是有晦气的人，晦气刚好就能从那个门走了，挺好的。

搬进大院子后，生活变得自在了不少，丁玲身体好了一些，开始恢复写作，她想写一些关于流放和文革时期的回忆录，她还有了一间单独写作的屋子，不再受人打扰，有时候陈明去市里办事，就干脆把房间门锁起来，就算有生人闯进院来也没关系。夫妻俩还养了14只母鸡，一只大公鸡，就像十多年前丁玲在北大荒的畜牧队一样，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可以吃上自己养的鸡下的蛋了。陈明还特意在院子里种了山药，他听说吃山药对糖尿病好。

丁玲和陈明在嶂头村住了三年，期间经历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的去世，可惜追悼会远在北京，他们去不了，也不能去。丁玲想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一篇续作，取名为《在严寒的日子里》，然而直到离开山西最终也没能完成。

2.

丁玲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

1978年的时候，公社党委书记来通知丁玲，决定给她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后来在作家协会的帮助下，丁玲和陈明夫妻二人终于在1979年初回到北京。

这一趟回京来之不易，夫妻俩主要有两件重要任务，一是为看病，二是为了平反。丁玲的右乳被检查出一个肿瘤，她决定把做手术的时间推迟一年，因为她还想争取时间写一点文章，她才刚恢复稍微正常的生活。于是1979年的一整个夏天，夫妻俩人要么在北京的友谊医院住院，要么在隔壁的友谊宾馆写申诉材料，为此还推辞了不少文化界朋友的探访。

尽管饱受病痛折磨，晚年的丁玲却依然保持着充足精力，她一边上诉，一边写回忆录。

然而令如今不少学者疑惑的是，年轻时叛逆不羁、永不服输的女青年，蒙冤受难后，写出的回忆录却跟大多批判控诉的文章不同，反右派斗争之后，一大批文化名人下放到艰苦边远地方劳动改造，但是以乐观昂扬格调描述改造经历的，大概只有一个丁玲，只有一部《风雪人间》。

她说自己在台上跪着挨批斗，背上踏着一只脚，这时来了两个女造反派，大声呵斥她：“你这个坏东西，你站起身来，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你那个鬼样子。”这反而让她能直直身子舒口气。晚上造反派抄家，把电灯泡拿走了，还想在暗中打她，这时一个跟着造反派进来的人把她拉到背后遮挡起来。

还有一个跟她同住一个“牛棚”的妇女，被诬陷为汉奸，“老三篇”背不下来，丁玲帮她说好话：“她是文盲，很用功，我们俩成天都在学……”那人后来要释放回家去过年了，却冲着丁玲呜呜哭：“剩下你一个，你怎么办。”面对这些种种，丁玲总说：还是好人多啊！

（延安时期的丁玲。）

她虽然上诉为自己平反，却不写文控诉，这让不少朋友，甚至普通人为她曾经遭受的苦难抱不平。比如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丁玲和陈明后来受邀访美，跟聂华苓夫妇轻松地聊起文革时的故事，保罗听完大惑不解“我不懂。受了罪，挨了打，坐了牢，没有一句怨言，还笑得那么开心，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

没人知道她究竟是真洒脱，还是被极致的禁锢后打磨出的小心翼翼，她虽然也在日记里写下舀粪水、穿烂鞋的经历，每天在湿滑的路上艰难奔走，秋天双脚裂口子疼得不敢下地……但也会豪迈地说自己“不是那种一打就倒，一打就跑，吃安眠药、上吊的人。这就与灰色的人生观划清了界限。”

早在1975年，她还在给儿子蒋祖林的信中说过：“一个大的运动，一个大革命的进程中，总会有某些人吃了一点苦头，某些人沾了一点便宜”，“把这些作为革命，特别是革命前进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去看，就没有什么愤愤不平，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

她不光自己不愿控诉，也不太愿意看别人控诉，比如她对伤痕文学就颇有微词。1982年7月，她回答《延河》记者提问时又说：“不能只看到个人有伤，难道党没有伤？国家没有伤？……住房破了、漏了，你不去补漏，还要去戳，不是漏洞更大了么？”

说这些话的丁玲，已经很难让人将其和曾经那个高呼着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和《三八节有感》的丁玲联系到一起了。她也不愿意人们再提起那些过往。

（1983年1月，丁玲在澜沧江上。）

3.

1980年，丁玲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

平反后的丁玲重新回到文化界，尽管大家对她的关注点似乎从写作变成了文革时期的经历。她开始频繁出席一些会议的发言和讲座，也慢慢愿意接受国内外出访的邀请。尽管有时会因为活动太多，不得不躲到天津去，好专注于自己的回忆录。

她也拜访和接待了不少老朋友，叶圣陶、赵清阁、美籍华人作家于梨华、日本女作家吉佐和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日文译者三好一夫妇等。

她还回了趟家乡，湖南临澧，那是她整整60年没回去过的地方。她曾经在那里长大，从那里出发到了北京、杭州，经历了弟弟的死亡，胡也频的千里追逐，怀孕后回家被族人唾弃，此后便与蒋家断了来往。而这趟回去，她似乎放下一切，临走前还做了一场动情的广播讲话《再见吧，故乡》。

（1931年2月，丁玲与母亲余曼贞、儿子蒋祖林合影于湖南常德。）

1982年秋天，丁玲去看望左联时期的老战友关露，她听说她得了脑血栓，右半身行动不便，没有车，也没人照顾。见面后，两人很激动，关露还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自己要出一本左联回忆录的事，她说自己终于等到了消息说中央要为自己平反，她“中风后几次想死”，可是一想到自己和朋友的冤案还没有平反，“我就想我得活下去”。

这一趟访友让丁玲很受触动，她想起曾经整齐漂亮、笑口常开的关露，只觉得现在这个瘦骨嶙峋的她“太瘦了，这房子太小太旧了”。于是回去后立刻跟作家协会反映关露的困难，得到可以为其换房的消息后，她又特意去关露家中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然而房子还没来得及换，两个多月后，12月6日，丁玲在家中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关露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

4.

丁玲晚年多次说过，她要写完三本书，一本《在严寒的日子里》，一本南京回忆录，一本北大荒回忆录。《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始终没有写完，1979年回京后甚至没有再动笔，《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两本回忆录只是大致完工，丁玲去世后，才由陈明加以整理补充后出版。

1985年，丁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这年的10月8日她再次入院，而这天，离她的81岁生日只差4天，这次入院后，她就再也没有出院。

10月12日，家人们为丁玲过了她的最后一个生日，只有陈明，女儿祖慧、周延、孙女小延等在医院陪着她，有点冷清。陈明回忆起一年前，丁玲的80大寿，不少好友张罗着为她好好庆祝，吓得丁玲准备躲去武汉出席讨论会。然而朋友们的盛情躲不过，他们提前在10月4日帮她庆祝了生日，丁玲那天穿着枣红毛衣、黑色马甲，精神很好，她当晚还高兴地表示，自己不觉得已经80岁了，好像刚刚18岁。

时间不过一年，这次住院，丁玲甚至连讲话也不再像从前“底气十足”了，她经常感冒，昏睡，全身乏力，食欲不好，她自己也感觉到病情严重。陈明知道她可能偶尔会想写字，特意买了一本绿色封面的日记本给她，丁玲第二天就在上面写下第一篇日记：

“昨天柏遐赠我此本日记本，他希望我拿起笔来，是他用这本书，这本小书在督促我拿起笔来。我是该抓紧时间了……可是我总怀疑我的病正在加重，眼睛真的快看不见了，模糊度超过以往很多，肿也是在加重……我现在只希望我能说话，记忆里可以，就这样再活几年，能讲一点就讲一点。写，实在太难了。……世界上没有可怕的事，可怕的就是自己拿不出力量来。柏遐你看了这开场白，一定要失望的，我不希望你失望，但我又不能瞒你，还是写了我的真心话。请你原谅我。”

1986年2月8日，农历除夕，陈明代表全家给丁玲写了一封信，让孙女小延读给她听“此刻，我们全家人的心都贴在你的心上，同你一起，欢迎新春的来临……”

大年初一早晨，丁玲听着街上喧嚣的鞭炮声，突然说道“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冯雪峰是她年轻时得不到的爱情，她们曾经相爱，又分开。那时候，她的身边还有爱她无微不至的胡也频，还有懂她敬她的沈从文。人生匆匆数十载，她后来见证生离死别，友情的决裂，信仰和性格的转变让她传奇一生，而命运最终也一样归于平凡。

（丁玲与胡也频）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医院逝世。

参考：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陈明《我与丁玲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