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宝仪：生命是一场盛宴，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离席吗？

文 / 曾宝仪

我曾经为了一个纪录片，花了半年的时间，到全世界各地跟死神对话。

从小我们被教育着尽量避免谈论死亡，因为那是不吉利的事，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从来没有想过因为工作，有一天会带着我用不熟悉的外国语言，到世界上遥远的角落，找到一个你愿意跟他说话，而他也愿意跟你说话的人—即使我们谈的话题是死亡。

当我在波士顿的墓园，面对死亡学的教授，我生平第一次面对面地感受到，原来世界上有人以极大的热情，在面对死亡这件事。当我在瑞士巴塞尔的安乐死诊所，亲眼目睹104岁的澳洲植物生态学家，特地在家人陪同下到那里选择自己的死亡，让我意识到，唯有正视死亡，越早开始思考关于死亡的事，越早明白自己对于死亡的态度，才能得到生命的勇气。

其中那位104岁的植物生态学家叫做大卫˙古道尔（Did Goodall），他是因为澳洲不承认安乐死合法，才必须到瑞士去。

选择安乐死的客户到达诊所，必须连续两天接受两个不同的医师，对客户进行生理跟心理的评估，确认安乐死是客户本人在意识清楚下的意愿，而且有能力自己按下那颗注射药物的按钮，如果最后一秒钟后悔的话，也有办法可以自己终止这个过程。

大卫到了以后，发现不能立刻执行安乐死，显然有点失望。

"我们还在等什么？"大卫在守候多时的记者面前，问陪同他一起来的孙子。

"还有一些表格要填。"孙子回答。

“哎！”他摇头叹了一口气，“总是有一大堆表格要填！”

出发之前，我处在天人交战之中，要特地离家，搭那么远的飞机，去亲眼看一个人死亡的过程，这对我非常困难，我不断问自己：我这样做，是对的吗？为了纪录片，占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对他和家人公平吗？

但是看到他面对死亡如此无惧，甚至有点迫不及待，我原先的担忧就放下了。

图片来源：纪录片《明天之前》

死前一天，孙子还推大卫到植物园去，看他最心爱的植物。

从植物园回来以后，我在摄影机面前采访他：“你有跟你喜欢的世界说再见吗？”

没想到大卫很不以为然地反问我：“为什么要说再见？”

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慌了手脚，又接着问：“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世界，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他的回答更让我惊讶：“我不相信死后的世界，所以我没有什么舍不得。”

我突然沉默，问不下去了。

在那个刹那，我才意识到，临终前跟挚爱的世界道别，这根本是我自己想法的投射，对他来说，那不是事实。

“你还要说什么？”导演在旁边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诚实地回答导演。

我在问问题的时候，是尝试把我自己放在他的处境里，我想如果我要死会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才会想到人死前需要跟世界道别。他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在他的回答里，清清楚楚看到自己的价值观。表面上我是去瑞士采访他，但事实是，即使我表面上旁观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目睹从生到死的瞬间，我还是不可能了解他，我只能明白自己。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我想起在这之前的一段小插曲。在采访他的过程中，我也访问了从澳洲一路陪伴他到瑞士进行安乐死的护理人员。我问她，为什么他在澳洲不请一位24小时制的看护照顾他，这样独居的他就不会在家里跌倒三天后才被人发现，可能也就不会想主动离开这个世界了。

那位护理人员回答我说：“如果换成是你，连大小便时一分一秒都没有隐私的生活，你要吗？”

我摇摇头，我不要。

是啊！我自己不想这样，为什么长久以来，却认为看护要二十四小时随侍在侧，才是对的呢？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清楚意识到，我必须学习尊重彼此不同的存在，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跟价值来影响别人，我应该、而且只应该为自己的生命负起全部的责任。

这间位于安静的巴塞尔的安乐死诊所，因为这个名人的安乐死事件而沸腾，还因此特别设置了一间媒体室，让记者发稿，大卫在按下注射药物的按钮之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在媒体室里等待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我突然觉得这整件事很荒谬，最后的结果，如此显而易见，不需要诊所发言人来告诉我，实际上，我们所有人来到世上，最后的结果，不都是一样的吗？

想清楚以后，我突然变得很平静，开始悠闲地看着媒体室书架上的书。所有的书都是法语或德语写成的，唯一一本我看得懂的英文书，是中古神秘诗人鲁米(Rumi)的诗集。

打开之前，我轻轻问诗集：你今天要教会我什么事？

随手翻开，里面是这一段：

Today is such a happy day,

（今日如此美妙，）

There is no room for sadness,

（没有可让悲伤容身之处，）

Today we drink the wine of trust from the cup of knowledge,

（今日让我们从知识之杯里啜饮那叫做「信任」的佳酿，）

We can"t live on bread and water alone,

（我们既然不能只靠面包与水过活，）

Let us eat a little from the hand of God.

（就让我们吃点从神的手上接过来的东西吧。）

这时，诊所发言人走进媒体室，告诉我们大卫˙古道尔教授已经死亡的消息。我们完成了任务，走出门，天空下着毛毛雨，我平静地打开从饭店借来的黑雨伞，走进雨中，原本早上出门前糟透了的心情，有了很大的转变。

“啊！这是个很棒的一天啊！”我听到自己这么跟导演说。

因为在那一天，我学习到如何面对死亡。

自从2011年我挚爱的爷爷走了以后，我的心被巨大的悲伤掏空，久久无法平复，时常过马路过到一半，突然走不下去，就哭出来，也有好几次因为太悲伤，无法继续工作，出走远行到阿拉斯加去看极光，但是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减轻我的悲伤，甚至每次要去爷爷骨灰的塔位祭拜，根本还没有到，就又哭了起来。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问：

爷爷去哪了？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会去哪里？

这些生命本质的问题，我在这一天终于得到了答案。

这段时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个是学会认识本质，二是学会尊重、不妄下评断。

因为无论到世界哪个角落，在任何文化下，死亡都很难启齿，很难面对，所以我在这半年中，学会了不从字面上去解读别人的话语，因为那些都经过包装，我要学会如何去看到话语背后的本质，知道对方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即使连他们本人都不知道。

他人对待生与死的态度，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但是我们必须尊重这些不同的存在，如果我们自己也有不同的面向，甚至很多的不一致跟矛盾，为什么别人不可以有呢？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共存的，这是世界最可贵、可爱的地方，我们不应该用攻击、憎恨来面对我们不能接受的价值观。到头来，别人是一面镜子，反照着你的心，所以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就是你对待自己的方式。

经历了这一切，我问自己：是不是一定要用悲伤来面对死亡？

我现在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一个人做的任何决定，都在呼应自己的信念和价值，尤其是我们决定面对死亡的态度，会形塑我们的生命，甚至比种族，文化，宗教能够带来的影响通通加起来还要多。

从瑞士回来以后，我重新学习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还有爷爷的死亡。我发现我去塔位祭拜爷爷的时候，不再哭泣了，甚至可以拿着香，笑着诉说家里每一个人的近况。

原来每一人的死亡，都是给另一个人一份生命的礼物。

我爷爷的离开，对我是一份巨大的人生礼物，帮助我停下来，花时间仔细检视自己的生命，好好梳理我的人生，过程中当然难过悲伤，终于明白以后，就知道这份礼物的珍贵。

我想到我站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采访，看着一条长长的边境线，分隔着两边明明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沙漠，心里想着：是谁画了这一条线？谁有资格决定你跟我不一样？

因为画了界线，我们就被区分了，甚至出生时命运就被决定了，但是画线的不只国家，我们在自己的心里，是不是也画了什么界线，无法跨越？

这条线，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也是在那一刻，发现我喜欢思考的。这是我学习面对死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