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不见的客人到海市蜃楼，他的电影都在爱与黑暗的边缘试探

18岁的Oriol Paulo，在进入大学主修经济三个月后，郑重地告诉父母自己打算退学：他无心成为什么经济学家，一心想成为一个导演。

那时他对将来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设想，不知道想过怎样的人生，但眼下的每一天都形同煎熬，他只想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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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喜欢看悬疑惊悚类的小说和电影，但他能以此为生吗？父母极力劝他先取得经济学的学位后再考虑电影梦，他还是坚持转去了电影学院。

41岁时，Paulo凭他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看不见的客人（Contratiempo）》创下了西班牙电影在中国的最高票房纪录，IMDB评分8.1，豆瓣评分8.8，位列TOP250电影的第63位。

“反转”、“烧脑”成为他的标签，这部作品也成为悬疑电影的新标杆。

2019年，他执导的第三部电影《海市蜃楼（Mirage）》在中国公映。从当导演开始，他就想拍摄“悬疑三部曲”，讨论有关“爱”与“死亡”的话题，从处女作《女尸疑案（El Cuerpo）》到《海市蜃楼》，这一系列终于完结。

无论以怎样的角度切入，又以怎样的节奏和方式叙述，对人心深处黑暗的探索，不为任何困苦所阻扰的爱的力量，这种鲜明又痛楚的碰撞，才是他的故事被记住根本缘由。

即使真实的生活中包含着种种残酷的部分，Paulo仍然试着用更乐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有这么一个理论，如果导演或是编剧比较乐观，他们会偏向于写悲剧，而那些对世界报悲观态度的人则更喜欢写喜剧。我想，这是一个从现实中逃离的方式，我们总想拥有自己没有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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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个乐观主义者，生活中充满快乐，所以才有勇气去观察人性的另一面，去探索那些黑暗的部分。

“我也相信‘人性本善’，每一个婴儿出生时都是自由的，只是经历了一些变故，才被环境渐渐改变。”他所好奇的正是那些“改变”的发生和原委，那些曲折过程中人性的挣扎，想记录下命运的一声叹息。

毫无顾忌VS严谨自洽

《海市蜃楼》的故事源于Paulo的一段并不快乐的过往。五年前，他与当时的女友讨论是否要一个孩子时，双方起了争执，就此分手。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原本亲密的爱人突然成了一个陌生人，而他满心期待的孩子只是一个幻想的泡影。

他的第一稿故事采用的是一个寻找孩子的父亲视角，可他发现无法继续。“一旦开始写剧本，我就很清楚地知道，我要把自己的经历和这个故事间拉开距离。我试着把‘父亲’的角色和自己重合，但那是个错误，这个故事应该由一个母亲的角度来叙述。”

在他看来，生理特性决定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会远远比一个男人强烈，“女性可以孕育生命而男人不行，所以她们和孩子之间的情感浓度会不同。”

此外，把私人情感交织进创作是一件危险的事，“电影会变得危险，不那么有趣，甚至是无聊。”

生命中有一些痛楚经历，即使时过境迁，以为已经迈过了那个坎儿，但藉由创作的方式重访过去，才会发现自己无法也根本不想重新置身于当时的情形里。《海市蜃楼》的剧本最初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一共历经13稿，前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找到了诀窍，叙述的故事可以是你熟知的，情感也应该是真诚和诚实的，但那个人不需要是‘你’，你应该用一种毫无顾忌的方式去创作。”

主角的性别变更后，他邀请了自己在电影学院阶段就认识的好友Lara Sendim一起写剧本，“她比我更懂女性真实的心理，此外，我需要另一个人和我一起来审视这个故事。”

他有许多顾问，比如一位身兼警察和作家双重身份的朋友，又比如一位在大学教授科学的朋友，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读到Paulo最新完成的篇章，然后记下笔记。

“创作者难免会陷入主观的角度，或者在海量的资料里失去判断，所以我喜欢让所有的朋友都在第一时间读一读剧本，指出他们觉得逻辑不恰或是专业细节上的错误，我总结后开始修改。”

事实上，修改的结果往往是重写，“如果十个人都猜到了结局，你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剧本了。”

每次有了一个新的点子，Paulo首先构思的是影片前五分钟和最后五分钟的情节，然后再填充中间的部分。

电影《女尸谜案》（2012）

对于人物，他引用“九型人格”的理论（即以本能主导、思考主导和情感主导三个维度划分并自由排列组合，形成九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在下笔前就捋清每一个主要角色的人格，之后的情节设计无论多复杂，都能遵循这一设定前行，避免“崩坏”。

电影《茱莉亚的眼睛》（2010）

他的灵感往往来自于真实的新闻故事。《海市蜃楼》中的部分情节来自他读到的一则谋杀案报道，一个巴塞罗那的男人杀了他的妻子，碎尸后装入手提箱投入大海，原因？不详。

“我试图让我的故事和现实有所关联，但是有一个更健康的角度，我想用这种方式来讨论我们生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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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过程让他有化身科学家的快感，“可以对事实一一进行分析。”

从前他做剪报，现在他用手机记录每天的读到的信息和冒出来的想法，“我是从2005年开始动笔写剧本的，每写完一章，就会把所有相关的资料记录存进电脑里。过去的五年里，差不多每周都会出一稿。”

电影《茱莉亚的眼睛》（2010）

他曾经写下两条故事线：一个神秘的母亲在酒店房间里等待一个男人，他的情人死了，他假扮无辜；另一条线，是两个人杀了老夫妻的儿子，在死者父母的家里，儿子的手机响了起来。“这两条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当我把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就有了雏形。”

电影《看不见的客人》（2016）

“爱”和“死亡”的永恒主题

在他的前两部作品中，情节的推动更多倚赖人物之间的对话，到《海市蜃楼》，则更偏向用镜头语言去推进故事的发展。

“之前我更多运用话剧的概念去构建故事：对话引出故事，真相藏在词句的细枝末梢里，语言是游戏的一部分，但《海市蜃楼》完全由情绪引导。”

三重平行世界交叠，“蝴蝶效应”引发人生轨迹的变更，这些元素在许多科幻片中都出现过，他也的确受到诺兰等导演的启迪，“比如《盗梦空间（Inception）》，在我看来它是很有风格的悬疑片，也有很强烈的情感因素，我喜欢他电影里那些精致的小细节，也试图借鉴进我的作品里。”

电影《盗梦空间》（2010）

他还试图引入希区柯克电影中的气氛。小时候奶奶总是“逼”他看悬疑侦探小说和电影，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和希区·柯克是他童年到少年时代的主角。

电影《后窗》（1954）

“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几乎每天深夜都躺在床上拼命翻书，迫不及待想读到结局。拍电影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回到当时看侦探小说的那种畅快感。”

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

“奶奶非常喜欢悬疑类的故事，其实她让我看这些作品的主要目的是想找人讨论。有时她比我先看完，还会试探着问我，‘你觉得谁是真凶？’。”

电影《惊魂记》（1960）

Paulo是长孙，自然成了孙辈中第一个可以阅读、可以看电影的孩子，“挺幸运的，如果我弟弟比我年长的话，可能被追着看电影看书的人就换成了他。可以说，奶奶在某种程度上替我选了这条路。”

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尝试写小说。“之前我和父母常常一起在欧洲各地旅行，也没有特别详细的计划，走一站是一站，我就利用旅途的空闲时光写作。”

虽然他觉得15岁时的尝试根本算不上“作品”，但那是一个开始，他从短篇小说写到剧本，十六七岁时还和高中同学一起拍了第一部微型电影。

“那时只是凭一种热情，还没有想过以此为生。不过……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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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加莎的故事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伦敦，但如今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重读那些故事，都不会特别感到时间和地域的隔阂感。

电影《无人生还》（1945）

“她写的是人的情感。虽然每个时代的观点会有所变化，但爱仍然是爱，恐惧依然是恐惧。”

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1974）

他也不时翻阅那些历史上的所谓“奇案”资料，为电影寻找新的灵感，“说是时过境迁，那些案件仍然让人感到惊悚和悲哀，因为它们是人性最黑暗的记录，究其根本，人总是逃不过‘爱’和‘死亡’这两个母题。”

他的故事里充满了各种暗示和线索，故事结构和细节铺排方式，多少也受到少年时代阅读和观影的影响。

“我希望观众可以像福尔摩斯一样，找到他们看到的表面下所隐藏的真相。柯南道尔擅用逻辑分析，阿加莎擅长情绪探索，但故事里所有的关键情节都有关人心，由人物的性格衍生而来。”

许多导演到剪辑阶段都会格外焦虑，他却选择彻底放手。

“剪辑是个痛苦的过程，但也是电影最终收尾成型的阶段，所以剪辑室对我们而言简直像一座教堂，有宗教的神圣感。我的剧本本身已经非常复杂，就像一整块拼图或者说是一座纸牌屋，不能轻易取走其中任何一张牌，不然整个结构会崩塌。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剪辑阶段压力反而不那么大。”

他也希望剪辑师能带来更多惊喜。“团队里的每个人能在尽自己的全力，我没有必要一直坐在剪辑室里指手画脚，何况我的剪辑师是行内最出色的专家之一，他知道该怎么做。”

从第一部电影到现在，他的团队基本固定，彼此亲如家人。

电影《看不见的客人》工作照

“偶尔我会根据电影的需要调整人员。《海市蜃楼》的部分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看到有个姑娘为一部八十年代题材的电影设计的服装非常出色，就请她来负责这次的造型，因为她能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细节。”

“我只想把故事说得更好”

拍摄《看不见的客人》时剧组遇到一个实际困难：如何找到一座座落于雪山中的旅馆？拍摄《海市蜃楼》时，困难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天气：西班牙以阳光充沛闻名，可电影中暴风雨和闪电却起到关键作用。

“这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现象，所以不能靠后期的人工合成，不然就显得很假。我可以控制电影的方方面面，可无法主导天气，每天我们都要制定好几套拍摄计划，事实上每天我们都在祈祷，老天啊，给我们来点乌云吧！最后诚心还真的起了点作用。”

在演员的选择上，他靠一点直觉的指引。

“我很幸运，电影请到的演员都非常出色，在西班牙和欧洲都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比如扮演杀手的Jier Gutierrez，他是西班牙最出色的演员之一，去年刚拿下戈雅奖（相当于西班牙的奥斯卡）的影帝。每个导演都想请到他，我很感激他加入了我的团队。”

试镜时，后来成为女主角Vera扮演者的Adriana Ugarte让Paulo印象深刻，“她的情绪最有感染力，我觉得这个角色她行。

”Adriana和扮演她女儿的小女孩在正式开拍前三个月就见了面，“那段时间她们一直待在一起，周末一起出去玩，在短短的时间里真的培养起了一种母女般的感情和默契。

”她们的五官本来就有几分相似，第一次见面时，看到小女孩有刘海，第二天Adriana就去剪了个同款，“于是两人更像了。”

Paulo在正式开拍两个月前就把所有的演员召集在一起，读剧本，讨论，修改，然后开始彩排。“我们是在彩排中建立电影的骨架的，正式开拍时，每个人都已经胸有成竹。”

但有时为了激发演员更强烈的情感，他会刻意有所保留。在Adriana不知情的情况下，Paulo让女孩录了30条语音消息，每天开拍前Adriana都会收到当天的版本。

“那些消息说的是，‘妈妈我迷路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快来接我，我害怕’……Adriana还没有孩子，在这样的方式下她完全进入了一个焦急的母亲的心理状态。”

他不是一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拍摄时我的时间把控得非常规律。当然也不会有周末，但我会保证每天有6~8小时的睡眠。”

拍摄结束后才是焦灼的日子，“制作人会要求赶制作周期，某天一定发布什么物料，可你会觉得准备的时间不够，或是还没有最后确定好……一切会有点混乱。”

他知道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扛过那半年，他就可以重回写字台前，钻进自己平静的小世界。

“现在我手上有两个项目，一个以西班牙真实人物为蓝本，另一个是特别环境中的悬疑故事。我不知道是否会放弃‘反转’的方式，可能会用新的方式去叙述，毕竟，我只想把故事说得更好。“

电影《看不见的客人》（2016）

他的故事中记忆往是不可靠，它们有时成了虚伪的证词，有时成了隐藏懦弱的借口，他觉得这是一种人之常情。

“思考方式会在岁月里改变，经验会告诉你如何应对生活，但它也会改变你。我们会做选择、会过滤，试图美化快乐的部分，但那是一种头脑的诡计。”

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和18岁那个迷惘的少年说一句忠告，他想劝他尽快放弃经济学，这个决定没错。

“我还会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对你不好的人身上，他们不值得付出爱。”

总策划/芭莎电影组

摄影/栗子

策划&统筹/任博 Renee Yam

采访&撰文/李冰清

执行造型/李宗杰Leon Lee

妆发/窦凯

新媒体策划/Timmy

制片/王禹斯Lily

助理/王海伦

鸣谢/北京小蚂蚁皮影艺术团